近年來，中國內地的就業市場呈現出一種矛盾現象：一方面，經濟持續發展，科技與金融等行業對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旺盛；另一方面，越來越多年輕人因職場競爭激烈、生活成本高漲而選擇「逃離內卷」，轉向鄉村或低壓生活方式，尋求心理上的喘息。與此同時，香港政府積極推行各項人才引進計劃，希望吸引內地及海外專才以提振經濟。然而，這些政策是否真正篩選出高質量人才？抑或僅是數字上的「成功」，而未能實質推動香港的長遠發展？
內地年輕人的職場困境與「躺平」現象
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曾帶來大量就業機會，但隨著產業結構調整、科技行業競爭加劇，以及房地產市場降溫，職場環境變得愈發嚴峻。許多大學畢業生發現，即便擁有高學歷，也難以在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獲得理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。996工作制（早9點至晚9點，每週6天）的普遍化，加上房價高企、教育醫療成本上升，以及AI科技正開始取替中低端的工作等，使得年輕人承受巨大壓力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，「躺平」文化逐漸興起。部分年輕人選擇降低職業追求，拒絕過度競爭，甚至離開大城市，轉向雲南大理、麗江等生活節奏較慢的地區，加入所謂的「青年退休公社」。這些社群提供低成本的居住環境，並鼓勵成員通過靜修、藝術創作或小型創業等方式重新定義生活價值。這種現象反映的不僅是個人選擇，更是社會結構性問題的體現。中國的教育體系長期強調競爭，職場文化則推崇「奮鬥至上」，但當經濟增速放緩、機會減少時，年輕人的挫敗感便會加劇。儘管政府鼓勵「大眾創業、萬眾創新」，但真正成功的案例有限，更多人面臨的是創業失敗或就業不穩定的風險。
香港人才引進政策的理想與現實
面對本地人口老化、勞動力短缺的問題，香港政府近年推出多項人才計劃，例如「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」（高才通）、「優秀人才入境計劃」（優才）等，目標是吸引內地及海外專業人士來港定居，以補充人才缺口並刺激經濟。然而，這些政策在實際執行中是否達到預期效果？
人才質量參差不齊，部分申請者未必符合高標準
香港的人才計劃雖設有學歷或收入門檻，但審批過程中，部分申請者的資歷可能被高估。例如，某些人僅憑內地高校的文憑或短期工作經驗獲批，但實際專業能力未必符合香港市場需求。更值得關注的是，部分「人才」來港後並未長期留居，而是利用香港身份作為跳板，最終返回內地發展，或僅為子女教育等福利而來，對本地經濟貢獻有限。
稅收與投資貢獻不足
香港的低稅率一直是吸引人才的賣點，但若人才並未在香港長期工作或創業，其稅務貢獻便極為有限。此外，部分計劃要求申請者在港投資，但金額門檻較低（如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」曾要求1000萬港元投資），未必能真正帶動產業發展。相比新加坡的「全球投資者計劃」（要求至少250萬新元投資於本地企業），香港的標準顯得寬鬆，導致政策效果打折扣。
缺乏長遠人才規劃
香港政府經常強調「吸引多少人才獲批」，卻較少公佈後續數據，例如這些人才的行業分佈、留港率、對本地GDP的實際影響等。若大部分獲批者集中在金融、科技等已有優勢行業，而醫療、工程等緊缺領域仍無人問津，則政策未能真正解決結構性問題。此外，香港的生活成本高昂，住房問題嚴重，若無法改善居住環境，即使吸引人才來港，也可能因生活壓力而選擇離開。
如何真正吸引高質量人才？
建議要讓人才政策發揮實效就需採取更精細化的管理措施，而非僅追求數字增長。
加強審核機制，確保人才質量
應更嚴格評估申請者的專業背景與香港市場需求的匹配度，例如針對醫療、創科等短缺行業制定專項引進計劃。同時，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，要求部分人才在獲批後一定期限內在港就業或創業，否則取消簽證資格。
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援
單純降低稅率或提供簽證便利並不足夠，政府可與企業合作，為高技能人才提供住房補貼、子女教育支援等，減少其定居障礙。此外，應加強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的協作，讓人才在粵港澳大灣區內有更靈活的發展空間。
建立長遠監測機制
政府應定期公佈人才計劃的後續數據，包括行業分佈、留港率、經濟貢獻等，以便公眾監督並調整政策。例如，可設立「人才貢獻指數」，評估不同群體對本地創新、就業市場的實際影響。
中國內地年輕人面對的職場壓力，反映的是經濟轉型期的社會矛盾，而香港的人才引進政策，則需避免淪為「數字遊戲」。真正的人才政策不應只關注「多少人獲批」，而是如何確保這些人才能夠留港發展、貢獻所長。若香港希望維持國際競爭力，必須在吸引人才的同時，改善本地生活與創業環境，並制定更具戰略性的產業政策，才能真正推動經濟長遠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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