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5月18日，國際評級機構穆迪（Moody’s）宣布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由「Aaa」下調至「Aa1」，這是繼2011年標準普爾（S&P）後，美國第二次失去三大評級機構的最高信用評級。此舉不僅反映市場對美國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，更預示全球經濟秩序可能進入新的調整階段。
評級下調的核心原因
穆迪在報告中指出，調降評級主要基於三項關鍵因素：
首先，美國財政赤字持續惡化。2024財年聯邦赤字達1.8萬億美元，佔GDP比例攀升至6.2%，遠高於疫情前水平。儘管經濟保持增長，但社會福利支出擴張與軍事開支增加，使債務累積速度超過經濟擴張幅度。
其次，政治僵局削弱債務管理能力。2024年總統大選後，國會兩黨對舉債上限的對峙再度上演，導致政府多次面臨停擺風險。穆迪特別警告，財政政策的極化現象已威脅到長期經濟穩定。
最後，美元國際地位鬆動。隨著新興市場央行持續減持美債，加上加密資產與其他儲備貨幣的競爭，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絕對優勢正逐步削弱，這將影響美國通過發債融資的能力。
短期市場衝擊與流動性風險
評級下調後，金融市場立即反應：10年期美債收益率單日上漲12個基點至4.5%，美元指數下跌0.8%。此現象反映投資者要求更高風險溢價，而全球資產配置可能開始重新定價。
對企業而言，融資成本上升將直接衝擊高負債行業，如科技公司與商業地產。據高盛估算，標普500企業的利息支出在2025年可能增加15%，壓縮盈利空間。此外，貨幣市場基金可能面臨贖回壓力，因部分機構投資條款要求僅能持有最高評級債券，這將加劇短期流動性緊張。
長期結構性影響
更深層的挑戰在於全球經濟治理模式的轉變：
1. 儲備資產多元化加速
中國、印度與中東主權基金已公開表示將降低美債配置比重。巴西央行最新外匯儲備數據顯示，人民幣佔比首度突破10%，而黃金持有量亦創歷史新高。這種趨勢若持續，美國財政部的融資成本將結構性上升。
2. 新興市場的債務壓力緩解
過去美元強勢周期中，新興經濟體常因償還美元債務而陷入危機。但隨美債風險溢價上升，國際資本可能轉向成長性更高的亞洲與非洲市場，反而為這些地區提供發展窗口。
3. 美國國內政策的轉向壓力
評級下調將迫使華府正視財政紀律。共和黨已提案凍結非國防支出，而民主黨則推動加稅方案。兩黨博弈結果將決定美國能否避免陷入「債務-通膨」惡性循環。
對香港及亞洲市場的啟示
作為全球金融樞紐，香港需關注三大連鎖效應：
- 聯繫匯率制度面臨新挑戰
美元信用弱化可能動搖市場對港元掛鉤機制的信心。金管局需強化流性管理工具，以應對潛在的資本波動。 - 亞洲債券市場機遇與風險並存
國際投資者可能將部分美債倉位移至亞洲主權債，但區域內高負債經濟體（如越南、馬來西亞）的信用利差也可能擴大。 -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提速
中國央行或藉此擴大跨境支付系統（CIPS）的應用場景，香港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地位將更形關鍵。
歷史比較與未來情景
與2011年標普降級相比，本次差異在於全球經濟環境：
- 通膨背景不同：當年聯儲局可啟動QE救市，但如今利率仍處5%高位，政策空間有限。
- 地緣政治因素：美中科技戰與烏克蘭戰爭持續，削弱了國際政策協調的可能性。
穆迪報告中提出兩種情境：
- 基準情境（概率60%）：2026年前通過漸進式財政整頓，債務/GDP比率穩定在125%左右。
- 風險情境（概率40%）：政治對峙導致債務突破140%，觸發二次降級與股債雙殺。
全球經濟治理的轉折點
穆迪此次降級不僅是對美國財政的警告，更象徵「後布雷頓森林體系」時代的深化。當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信用基石出現裂痕，其影響將超越市場波動，重塑國際資本流動、貨幣權力結構乃至地緣經濟平衡。
對投資者而言，這意味著需要重新評估「無風險資產」的定義；對政策制定者，則需加速構建多元化的金融安全網。而在香港，如何在中美金融博弈中強化自身緩衝能力，將是未來幾年金融戰略的核心課題。每一次信用評級的調整，都是對舊秩序的叩問，也是新格局的序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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